7月19日上午，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皖西學院創始人朱蘊山先生之子朱世雄，在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安徽省委主委夏濤的陪同下蒞臨皖西學院考察。校領導王新華書記、張文兵院長等同志陪同考察。

王新華書記首先代表全校20000多名師生員工向朱世雄先生一行表示熱烈歡迎，并介紹了學校近年來改革建設和發展情況，以及學校在深化拓展“大別山道路”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張文兵院長向朱世雄先生一行介紹了學校在繼承和弘揚朱蘊老所代表的“三農”精神方面的所做的工作及成果。大家一致表示，朱蘊山在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創辦“安徽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的創舉、利用“三農”開展的進步思想的傳播、對青年學子培養等方面所做的探索，仍然是今天教育者學習的楷模。從人格魅力來說，朱蘊山團結、愛國、不斷追求進步的一生，是皖西學院人無比珍貴的精神財富，也是對師生員工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愛國愛黨教育的生動資源。

朱世雄先生一行表示，皖西學院人不忘朱蘊山的深切情誼讓他們深受感動，朱蘊山生前熱愛家鄉、熱愛皖西熱土，一直希望可以回歸故土。皖西學院在繼承和弘揚朱蘊老所代表的“三農”精神方面的所做的工作及成果是對朱蘊山愛國、革命、不斷追求進步的民族精神的慰籍。朱世雄先生一行表示，將動員他們的親屬為皖西學院建設和發展提供應有的幫助和支持，同時也將積極為家鄉建設獻計出力，以報答家鄉人民對朱蘊老的厚愛。

朱世雄先生一行在校領導陪同下參觀了校圖書館、地方文化傳承創新展、科技服務地方成效展和植物園。

　

相關鏈接：朱蘊山先生生平簡介

朱蘊山（1887—1981），又名朱汶山，1947年參與創建民革，歷任民革第一、二、三、四屆中央常委，第五屆中央主席。

朱蘊山是我國現代著名政治活動家，是不斷追求進步、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奮斗終生的革命者和愛國者。這是歷史的結論，也是人們的共識———因為這樣的評斷就生動地寫在他將近一個世紀的人生之路上。

他是一位詩人，為我們留下了上千首詩作。他的人生也像一首詩，像詩一樣壯麗，像詩一樣豪邁，也有著詩一樣的意境。他像一首史詩———他的人生足跡與歷史的步伐步步相印；他像一首抒情詩———畢生都在抒發著對革命的鐘情和對祖國的愛情！

少年立下許國愿

1887年陰歷9月18日，朱蘊山誕生于安徽省六安縣嵩寮崖村。那里雖山深地僻，卻有著“空中樓閣疑無地，洞里云霞別有天”的勝境佳景。也許正是家鄉的靈山秀水，孕育了他的聰靈和如山般堅毅、如水般清澈的性格。

朱蘊山5歲入私塾，其后十余年間，廣讀《詩經》、《論語》、《春秋》、《左傳》、《禮記》、《資治通鑒》等經史典籍，遍覽《水滸傳》、《三國演義》等謳歌英雄的小說名著，并大量閱讀陳獨秀主辦的《安徽俗話報》及《民報》、《中國魂》、《新民叢報》等傳播進步思想的書刊。這不僅使他年僅18歲就在州試中高中第一名秀才，而且使他“讀書觀大義，心與游俠期”。冒死刺秦的荊軻、憂國憂民的屈原、精忠報國的岳飛、反清志士呂留良，都成為他少年時期的偶像。

朱蘊山的父親朱明升（后更名瑞生），早年曾參加太平軍。可以說，在朱蘊山的血管里，流淌著革命者的血液。朱明升雖然在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隱居故里并遁入空門，但其壯心未已。為酬反清救國之志，他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為此，他時常引導朱蘊山關注國事，批評時政，認清清廷之腐敗；他讓朱蘊山閱讀《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普天忠憤集》等揭露滿清暴行的書籍，在朱蘊山心中播下反清革命的種子；他經常聲情并茂地向朱蘊山及友人講述太平軍遺事，以自己的斗爭經歷和太平天國的革命精神鼓舞兒子的斗志。對此，朱蘊山在其緬懷父親的著作《先考遺事》中曾有深切的回憶：“憶余為童子時，常聆吾父對客談太平軍中逸事，至終日不倦，或徹夜不寐，尤于英王被誘一節，太息痛恨，至有泣下沾襟之感。”

正是在這樣的熏陶下，使朱蘊山在少年時代就立下了反清革命，以身許國的志愿。

1906年，19歲的朱蘊山考入由著名革命家徐錫麟主持的安徽巡警學堂，并經徐錫麟介紹加入光復會。由此，朱蘊山踏上革命之途，開始譜寫自己的人生壯歌！

道梗時危不畏難

有道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在那“黑云壓城城欲摧”的黑暗年代，革命者將要經受何等的風險和考驗！然而選定了革命之路，決心以身許國的朱蘊山，卻心似烘爐，肝膽如鐵，歷千危而不餒，經百難而不畏，跨梗越險，越挫越奮，始終堅定不移地在革命路途上艱辛跋涉。

1907年，以安徽巡警學堂會辦徐錫麟為首的反滿革命志士籌劃安慶起義，但因光復會成員葉仰高被清廷逮捕，起義計劃被泄露。于是，徐錫麟當機立斷，決定于7月6日提前舉事。這次起義，雖然安徽巡撫恩銘被徐錫麟擊斃，但終因準備倉促，起義隊伍勢單力孤，當日即遭清廷殘酷鎮壓而失敗，朱蘊山等骨干與徐錫麟一同被捕。翌日凌晨，徐錫麟即被處斬，朱蘊山等4位參與刺殺行動的學生也被押赴刑場陪斬。清廷的淫威，不僅未能絲毫挫減朱蘊山的革命之志，反而更加堅定了他的革命意志，決心“拼將熱血酬心愿，甘戴南冠到白頭”。1908年初，朱蘊山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從此，朱蘊山從反滿革命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

同年11月，朱蘊山參加了安慶馬炮營起義。起義失敗后，參與者紛紛隱匿、流亡，朱蘊山卻堅持留守安慶，并與其他幾位同盟會員一起又考入安徽巡警學堂速成科，以圖聯絡革命力量，相機而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起義軍占武昌、克漢陽，宣布廢除清廷，建立中華民國。武昌起義雖然取得勝利，但勝利果實卻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竊取。袁世凱竊國后，反動面目暴露無遺。他下令刺殺宋教仁，大批屠戮革命黨人，并緊鑼密鼓地謀劃復辟稱帝。面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孫中山痛心疾首、義憤填膺，發動和領導了倒袁運動。朱蘊山積極響應，義無反顧地投身于倒袁隊伍之中。1916年4月，他與段瑞蘭、楊允中等密謀在安慶發動反袁起義，并為此變賣家產，設立了地下據點，籌集武器彈藥。不料事泄，北洋軍閥倪嗣沖在武漢電令安徽省警務處提前下手，緝拿朱蘊山、段瑞蘭、沈子修等人。朱蘊山的好友、安徽警務處督察長翟少垣連夜親自把兩張出城證交到朱蘊山手中，催其速速離開安慶。朱蘊山為了掩護戰友，毫不猶豫地把出城證給了段瑞蘭和沈子修，使此二人得以順利逃往上海避難。他自己卻毅然滯留險境，乃遭逮捕。在全國震天動地的討袁聲浪中，袁世凱如熱釜之蟻，逐日惶惶，終于在他僅過了83天皇帝癮后便驚懼而亡。隨后，孫中山通電代理總統黎元洪，要求釋放政治犯，朱蘊山方得出獄。

一次次挫折和失敗，一樁樁血的教訓，殘酷的斗爭實踐終于使朱蘊山等革命者認識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要實現振興中華的宿愿，必須首先喚醒大眾，提高國民覺悟。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雜志，掀起了新文化運動。朱蘊山不僅積極參加了新文化運動，而且為推動安徽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17年6月，朱蘊山赴上海遍訪同道好友，共商傳播新文化、介紹新思潮、反對軍閥統治之策。其間寫下《燃犀錄》一書，揭露安徽軍閥倪嗣沖的罪惡行徑。《燃犀錄》油印100余冊，分寄京、津、滬、漢等地安徽同鄉會，呼吁各地會友同起反倪，救鄉救皖。此舉令倪嗣沖驚恐萬狀，許以高官、重金賄買此書，遭朱蘊山堅拒。

1918年9月，朱蘊山在安徽六安創辦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并請至交沈子修出任校長，自己則承擔修身課，講授政治。第三甲種農校成為開展和推動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其學生普遍接受了進步思想。特別是在“五四運動”之后，朱蘊山通過種種渠道把大量革命書刊傳入校門，并經常與學生一起閱讀。革命教育造就革命人才，他的大批學生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優秀分子，其中不少人后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創建皖西革命根據地的骨干。

1921年初，安徽即將進行第三屆省議會選舉。代掌軍權的倪道烺為使議會成為自己的御用工具，仿效乃叔倪嗣沖包辦選舉，以巨資進行賄選，公然舞弊。軍閥肆無忌憚踐踏民主的行徑，引起了安徽文化界和教育界群起反抗。朱蘊山在六安組織領導“學生監視選舉團”，對選舉活動“嚴重監視，力圖自救”。隨后創辦《評議報》并自任總主筆，揭露安徽政弊和賄選丑聞。但倪道烺一意孤行，又用巨款買通北洋政府，任命他的老師李兆珍為安徽省省長。朱蘊山發動2000余人把守城門，力阻李兆珍進入省城就職。在社會各界開明人士及北洋系一些名流的支持下，驅李運動獲得成功，李兆珍省長夢斷。新任省長許世英迫于社會壓力，宣布第三屆省議員選舉全部無效，朱蘊山等人發動和領導的這次反賄選斗爭終于取得勝利。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朱蘊山對中共的宗旨和綱領深表贊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熱烈擁護者。這一點，我們從1922年5月1日出版的《評議報》“勞動紀念節特刊”中便可得到充分的證明。在朱蘊山主持的《評議報》這期特刊中，發表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敬告工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黃龐被害事對中國無產階級宣言》以及《蕪湖勞工宣言》等革命文章。朱蘊山還以“穩公”為筆名，親自撰寫了《為做勞動者進一言》。這些文章揭示了勞動者在腐朽社會里所遭受的剝削和壓迫，指出了“社會不革命，工人無幸福”的真理，并進而號召“被剝削被壓迫的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和他們的敵人進行殊死的斗爭”。 1922年6月，混入革命隊伍并深受孫中山倚重的廣東軍閥陳炯明，勾結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在當時的革命腹地廣州發動反革命暴亂，無恥地背叛了孫中山。孫中山被迫退居上海，身心遭受沉重打擊。在此危難之時，朱蘊山毅然專程赴滬拜望中山先生。他向孫中山詳細匯報了安徽民眾與軍閥斗爭的情況，希望得到孫中山的指導和聲援，同時提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隨后，朱蘊山又去拜會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參與醞釀改組國民黨的計劃。

1923年7月，安徽督軍兼省長馬聯甲下令查封《評議報》，朱蘊山被通緝離皖赴魯。1924年元月，朱蘊山到廣州參加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曹錕、吳佩孚為首的北洋政府，歡迎孫中山北上。11月，孫中山應邀北上并發表《北上宣言》。中山先生到達天津后，朱蘊山專程前往謁見。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于北京，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遺囑。朱蘊山牢記中山先生的囑托，決心堅持革命之路，努力完成先生未竟之業。9月，朱蘊山在京與李大釗同志會晤。受李大釗指派，朱蘊山旋即南下上海，與陳獨秀共商粉碎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陰謀，發動和壯大左派力量之策。11月，朱蘊山赴廣州準備參加國民黨二大。抵粵后，經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元月1日—19日，朱蘊山以國民黨左派的身份出席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國民黨中央決定以朱蘊山等9人為國民黨安徽省臨時黨部執行委員。朱蘊山返皖后立即著手籌備工作，于2月正式成立了有共產黨員參加的國民黨安徽臨時省黨部，朱蘊山任常務委員，中共黨員柯慶施任秘書長。當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為配合北伐，朱蘊山等人策動了六霍起義和太湖起義。起義雖敗，卻起到了瓦解敵人、鼓舞民心、策應北伐的作用。1927年3月初，北伐軍在安徽人民的積極支持和熱烈歡迎中順利入皖。國民黨安徽臨時省黨部也隨北伐軍由武漢遷回安慶，并準備召開國民黨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會。

然而，革命的危機正隱于革命的節節勝利之中。就在革命迅猛發展之時，手握北伐軍權的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狼子野心日益昭彰。蔣介石進駐安慶后，立即密令其爪牙收買地痞流氓，組成“敢死隊”，準備進行反革命暴亂。3月23日，就在國民黨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蔣介石收買的這伙反革命暴徒突然發難，搗毀了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籌備處，并毆打與會代表。

安慶“三?二三事件”后，蔣介石踏著上海第三次工人起義的血跡由皖抵滬。4月12日，他脫下最后的偽裝，公然舉起反革命屠刀，向曾為迎接北伐軍浴血奮戰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頭上砍去！在蔣介石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工人慘遭殺戮，陳延年、趙世炎等中共領導人英勇犧牲。不久，汪精衛又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于是，寧漢合流，濁浪狂卷，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宣告失敗。

為了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決定發動南昌暴動，以革命武裝反抗反革命武裝。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揭開了中國革命斗爭的新篇章。南昌起義勝利后，成立了以共產黨員為核心并有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朱蘊山參加了這次起義，并被推舉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下設的“黨務委員會”委員。

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重兵包圍下，起義部隊退出南昌南下廣州，一路上屢遇強敵，雖經英勇奮戰終被打散，南昌起義終歸失敗。其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了“八?七”緊急會議。這次會議雖然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但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的瞿秋白卻走向另一個極端，犯下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使革命事業再遭重戕。黨內激烈的路線斗爭，使朱蘊山愁腸百結，對革命前途滿懷憂慮。迷茫、彷徨之中，朱蘊山痛苦地脫離了中國共產黨，“暫隱荒江問松竹”。客觀地看，朱蘊山的脫黨與其說是“動搖”，毋寧說是對黨內錯誤路線的不滿和無奈，但終歸鑄成了他“一生最大的缺憾”！此后，朱蘊山繼續參加和推動反蔣斗爭，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參加了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領導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1年11月，鄧演達被蔣介石秘密殺害。朱蘊山憤題《念奴嬌》一詞以悼戰友，表明了其“中流擊楫，肝膽硬如鐵”、“誓掃神州腥血”的革命意志。甘作抗戰牛與馬。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拉開了侵華戰爭的序幕。蔣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密令東北軍撤至關內。日軍占領我國東北后，立即揮兵南下攻打上海，遭到駐守上海的19路軍的頑強抵抗，“一?二八”淞滬抗戰就此爆發。由于蔣介石政府妥協政策的干擾和破壞，淞滬抗戰在堅持一個多月后終告失敗。在這民族存亡的危機關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緊逼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節節退讓，朱蘊山發出了“豈可瓦全寧玉碎，國破家亡我何存”的憤怒吼聲，表明了自己抗日救國的堅定決心。

淞滬之戰后，為促成反蔣抗日聯合陣線，朱蘊山多方奔走，三次赴港與李濟深、陳銘樞商談，以至積勞成疾。1933年11月，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發動了反對蔣介石反動政府的“福建政變”，并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朱蘊山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福建政變”失敗后，朱蘊山又與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馮玉祥等于1934年7月在香港組織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朱蘊山受“革命大同盟”的委派，到天津就任“華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在天津，他積極與方振武、吉鴻昌、馬占山等抗日將領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聯系，并發動和組織民眾，有力地支援馮玉祥等領導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推動抗日。1936年2月至1937年5月，朱蘊山三赴太原，與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會談，促其聯共抗日，為促成中共中央代表與閻錫山的直接談判，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公然發動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面對國家、民族之危局，朱蘊山以重病之身，不顧個人安危，歷經艱險趕赴南京到八路軍辦事處會見董必武、葉劍英同志，商議抗日救國之策。緊接著，朱蘊山回到安徽，聯絡、團結抗日力量，開展抗日工作。為了集中人力物力進行全面抗戰，1938年2月，他向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提出組織民眾動員委員會的建議。李宗仁對他的建議深以為然，很快就正式成立了安徽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朱蘊山擔任總務部長。不久，又接替章乃器的秘書職務，主持“動委會”的日常工作。“動委會”在朱蘊山主持下，緊密依靠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廣泛宣傳“團結一心，共同抗日”主張，有效地激發了人民群眾抗日救國的熱情，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動員大批熱血青年參加了新四軍，并幫助新四軍解決了不少物資困難。

1938年10月，廖磊主皖，執行反共政策，排擠打擊“動委會”中的進步力量。1939年3月，朱蘊山憤而辭去“動委會”中的職務。5月，朱蘊山到重慶會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周恩來、董必武等。根據他們的建議，朱蘊山于同年8月到時任國民黨中央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由蔣介石兼任）的李濟深身邊工作，負責與張瀾、沈鈞儒、劉文輝、龍云等西南軍政上層人士的聯絡，推動團結抗日。1940年春，李濟深就任國民黨桂林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朱蘊山隨其赴桂。在桂期間，他奔走于重慶、成都、雅安、昆明等地，爭取國民黨軍政要員，團結抗日力量。

1941年1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從而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堅決反擊和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為了調解國共沖突及自身的生存，一些中間黨派積極籌建第三者性質的政治團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為此，朱蘊山作了大量的聯絡、協調工作。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第一次全體盟員大會在重慶召開，選舉黃炎培為常務委員會主席，朱蘊山擔任常委并兼任國內關系委員會副主任。

1942年8月，越共領導人胡志明穿越中越邊界，擬往重慶會晤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途經廣西時不慎被當地地方武裝拘捕。朱蘊山受周恩來委托，帶著李濟深寫給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的信件前往柳州。經其多方努力，終使胡志明同志獲釋，圓滿完成了周恩來委派之任。

1943年6月，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朱蘊山在李濟深授意下，到重慶征得周恩來等中共中央負責同志的意見后，赴雅安會見劉文輝，商討聯共反蔣大計。他向劉文輝轉達了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領導同志以及民主政團同盟主席張瀾的意見，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析之以勢，鼓之以氣，終使劉文輝認清了形勢，看清了蔣介石的反動本質，堅定了聯共反蔣的決心。11月，朱蘊山由雅安返回成都會見張瀾。張瀾希望他再赴昆明，去做團結龍云的工作。從1943年11月底到1944年4月初，朱蘊山兩赴昆明，與龍云三次密談，促成了龍云與中共代表的直接聯系及其對云南民主抗日活動的保護和支持，對推動西南團結抗日防蔣和民主運動的開展起到重要作用。

“愿將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間老馬牛”，朱蘊山一直用自己的足跡證明著自己的心跡。在整個艱難漫長的抗戰時期，他懷著對祖國、對民族的一片似火丹心，始終像老牛一樣忍辱負重、辛勤勞作，耕耘在民族救亡的阡陌，構筑抗日衛國的陣線；像老馬一樣不畏艱險，四處奔波，穿梭于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奮蹄于中國共產黨親密朋友之列。

“團結老人”美名傳

熟悉朱蘊山的朋友們常把他比作梁山好漢朱貴，意在贊其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了大量說服動員和團結爭取工作。無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朱蘊山都在這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解放戰爭時期，他更以火一般的熱情，海一般的胸懷，鐵一般的堅毅，及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超人膽識，為分化瓦解反動陣營、凝聚民主進步力量、建立愛國統一戰線竭盡努力，居功至偉。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后，備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渴望和平、安寧，向往團結、民主。但國民黨當局卻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其還都南京不久就迫不及待地頒布“戡亂”動員令，叫囂要在“五個月內打垮共產黨軍隊”。面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禍國行徑，各地學生紛紛掀起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李濟深一方面公開支持學生運動，一方面開始籌劃建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他委派朱蘊山負責具體籌備工作。1947年3月，李濟深在香港發表《對時局的意見》，提出了挽救時局的七點主張，明確了組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指導思想。7月，朱蘊山自滬抵港，他在聽取了李濟深的意見后，又分別謁見了何香凝、蔡廷鍇等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并與中共中央華南局取得聯系。1947年秋，譚平山、柳亞子等人應李濟深、何香凝聯名邀請到達香港。朱蘊山向他們介紹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籌備情況，并與他們交換意見。期間，柳亞子對民革宗旨和李濟深領導民革提出異議。朱蘊山對他做了耐心地說服工作，并贈詩相勸：“何須爭取中山缽，變作紅旗一樣看。”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香港召開。大會推舉宋慶齡為民革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朱蘊山被選為中央常委兼組織部長，并暫代仍在國外的馮玉祥的政治委員會主任之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號召”，李濟深、何香凝、朱蘊山等代表民革中央于6月25日發表聲明，公開響應“五一號召”。是年底，朱蘊山與李濟深等民主黨派負責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受中共中央之邀秘密離港赴東北解放區，參加籌備人民政協會議及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事宜。

1949年1月20日，蔣介石在人民解放區的強大攻勢和全國人民的聲討中被迫宣布下野，國民黨政府代理總統李宗仁隨即宣布愿意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4月5日，朱蘊山等4人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乘專機到達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轉達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談判的意見，勸其認清形勢，結束內戰。同時，他們還做了大量爭取于右任等國民黨元老的工作。由于李、白等人沉迷于“劃江而治”的癡夢，此行未獲理想成果。4月21日，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兩日后攻占南京，國民黨在大陸的反動統治宣告滅亡。在這種情況下，朱蘊山仍然派專人致信李宗仁，勸其“壯士斷腕，放下武器”，真可謂苦口婆心、仁至義盡！

1949年9月，朱蘊山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朱蘊山以花甲之年，不辭辛勞，不求名利，聯絡各方，說服調停，促進團結，不愧為革命事業的“團結老人”。

紅旗更映老花鮮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五星紅旗輝映神州大地。“不同桃李爭春艷，愿作群芳過一生”，朱蘊山曾把自己比作一枝普普通通的花朵。雖然新中國成立時他年事已高，已成“老花”，但這枝“老花”不僅未見衰萎，反而在新中國紅旗輝映下愈顯鮮艷、更溢芬芳。

他擔任了一系列重要職務，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參加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為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貢獻力量。就在共和國宣告成立的那個紅十月，朱蘊山即擔任了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其后30余年間，他歷任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第五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第二、三、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和第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作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一位主要創建者，朱蘊山連續擔任第一至第四屆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并長期負責組織工作，對民革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深受廣大民革黨員的擁戴。1979年10月1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朱蘊山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他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中國共產黨有著真摯的情感，雖經磨難而癡心不改。“文革”時期，包括民革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組織均受到嚴重沖擊，民主黨派領導人幾乎全遭迫害，朱蘊山亦未幸免。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朱蘊山眼明志堅，始終堅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斗爭。1974年初，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掀起“批林批孔”運動，矛頭直指周恩來總理。朱蘊山憤怒地寫下“壯志今猶昔，豪情尚未消，愿將腰下劍，斬盡此妖嬈”的詩句，表達了跟著中國共產黨繼續革命的壯志豪情和與四人幫斗爭到底的堅定決心。“文化大革命”之初，民革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王昆侖即被江青誣為“特務”而遭逮捕，在獄7年受到嚴重摧殘。為此，朱蘊山于1975年寫信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反映王昆侖的冤情，終使王昆侖得到釋放。此事不僅表現了朱蘊山對同志的愛護，也表現了他無私無畏的斗爭精神和對中國共產黨的高度信賴。1976年1月8日，周總理不幸病逝。朱蘊山立即致信鄧穎超同志，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無比的痛思。唁信中還引用了兩句唐詩：“平生不下淚，于此泣無窮”，抒發了他對這位中共卓越領導人的摯愛之情。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后，朱蘊山喜極而泣，奮筆寫下《浪淘沙》一首，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策，歡呼“打倒四人幫，祖國重光”。

他關心祖國建設和人民生活；關心祖國統一，以促進祖國統一為己任。他以古稀之年到祖國各地參觀、考察，為祖國建設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而歡欣鼓舞。并寫下大量詩篇，謳歌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和人民前所未有的勞動熱情，贊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表達自己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再盡余力的心愿。他一直系懷于祖國統一，殷切期盼臺灣早日回歸祖國。他多次寄語臺灣故舊：“卻憶臺澎諸故舊，孤懸何不早還鄉”，“臺澎一水盈盈隔，日暮孤城胡不歸”。其心也誠，其情也真，其盼也切，其意也深！

在民革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蘊山以93歲高齡，滿懷豪情地作了題為《團結起來，為實現四化和祖國統一的偉大任務而奮斗》的長篇報告。報告中，他要求各級民革組織“堅定不移地把民革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這個中心上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全體成員及所聯系人士的積極性，努力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努力為臺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服務”。號召廣大民革黨員“同全國人民一道，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學習，學習，再學習’， ‘團結，團結，再團結’，在新的長征路上奮勇前進”。

1981年4月30日，朱蘊山與世長辭。這位“不斷追求進步的愛國的革命老人”（烏蘭夫在朱蘊山追悼會上所致悼詞中語），以其深深的人生足跡，為我們留下了追求真理、愛憎分明、立場堅定、不計個人得失的高尚品德和顧全大局、善于團結、艱苦奮斗、平易近人的優良作風。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概括的那樣：“鋼鐵心腸，平凡面目，子遺之族，無產之友。”是的，他就是這樣的一首詩。（徐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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